陈光中： 死刑犯朱国华

  学人简介：陈光中，北京八十中高中68届学生。1969年初到陕北黄陵惠家河村插队。后当过铁路养路工、工农兵学员、蒸汽机车技术员、计算机工程师、文字编辑。已退休。现为北京作家协会、北京博物馆学会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。发表作品400余万字。

  关于朱国华，前些年有许多流言。网上最常见到的有这样一段文字：朱德的亲孙子当时是天津市人民银行的行长朱国华，权也大，官也大，人也长的〔得〕不错，又很有地位，很讨女孩子们的喜欢呀，于是他天天晚上换女孩子，就是这样一个罪……

  这些话还是出自在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章呢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可恨多是瞎话。朱国华根本不是什么“银行行长”，既没权也没地位，长得也很一般。我很佩服那些谣言编造者，凭空想象的能力实在惊人！

  作为朱德的嫡孙，朱国华当年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判处死刑？我曾经抄下了一段文字，节录自1983年9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《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》，可当作可靠的历史资料：

  朱、刘、郑、刘、杨、郝六犯先后纠结马洪伟、杨×（女、拟判无期徒刑）、刘×（拟判刑十三年）等人组成流氓团伙，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，以各种卑鄙手段，青年妇女十五人，未遂七人，玩弄奸污青年妇女二十一人，猥亵二十六人，拦截污辱过路女青年十七人，共计八十六人。这些罪犯借请客吃饭、游泳滑旱冰和举办家庭舞会之机，散布思想，播放黄色录相和歌曲，诱骗玩弄摧残女青年。单独或结伙在睦南道、马场道、大理道等地明目张胆地拦截女青年，以“帮助调动工作”、“交朋友”等欺骗伎俩女青年。尤为严重的是在对被害女青年玩弄、蹂躏后还互相交换，继续摧残。

  流氓、团伙主犯朱国华以暴力青年妇女八人，未遂四人，玩弄、摧残青年妇女七人，猥亵六人，共残害妇女二十五人……

  以朱国华为首的六名罪犯、团伙主犯勾结一起，结成团伙，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蹂躏妇女，罪恶行为令人发指，民愤极大，证据确凿。拟判处罪犯朱国华、刘××、郑××、刘××、杨××、郝××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。

  1983年9月24日，朱国华被处决。同时处决的一共有七十多名各类罪犯，这是天津自八月份开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以来处决的第二批。

  上午10时20分许，在多辆摩托车及警卫车的簇拥下，二十多辆刑车载着这批行将就死的罪犯缓缓驶过观者如潮的中山路，前往刑场。我站在距单位不远的路边人群里，看见朱国华被反绑双手，垂头立在第十七辆卡车的前端，身上穿的仍是原先那件旧灰衬衣。他的脸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了一半，面无表情，谁也无法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他的一生，只剩下几十分钟的时间了。

  我还记得三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情形。我当时是天津铁路分局电子计算所C4计算机硬件组的组长，每天自然要比其他人上班早些。那是1980年夏季的一天，八点未到，朱国华便来报到了。他是最后一届也就是1976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，刚刚毕业，分配到我们单位工作。一眼看去，是个挺朴实的小伙子，貌不出众，衣着平常；眼睛不大，眉毛较浓，身高大约一米七上下，体型瘦削但还算结实。

  其实单位的人们事先都已经知道他的情况了：他是朱德的亲孙子。父亲朱琦是朱德的儿子，原先是天津某铁路站段的领导，算是中层干部吧；母亲是某银行的行长。

  实事求是地说，朱国华上班后在单位里还算相当低调，脾气挺随和。他是个热心肠，爱管闲事，比如一位同事遇到邻里纠纷，他自告奋勇地要去掺和；大家聊些家长里短的杂事，他也跟着发议论出主意；有人养的花死了，他会想着弄盆新的带来。同时，他也好说大话，爱吹牛皮，答应别人的事情经常忘记，好在也没人指望他真办成什么事儿。

  他很爱玩，也玩得很认真，冬天有人结伴去宁园滑冰，只有他穿得极正规：一身黑色紧身滑冰服，头上是绒线滑冰帽，还带着冰球和冰球杆，可惜大家都不会那玩意儿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冰上往来穿梭，很像一回事儿。他会游泳，会跳舞，会木匠活，还会裁衣服，似乎与人们印象中的“”有很大距离。

  刚开始的时候，朱国华上班是比较正常的，对分配的工作也比较认真——但那多是出于好奇而并非责任心。我们单位以青年人居多，总爱起个哄、惹点小热闹。朱国华喜欢出风头，有一次院子里停了一辆军队的三轮摩托——是所谓带“挎斗”的那种，几个小伙子撺掇朱国华：“你不是说会开摩托吗？露一手让大伙儿看看！”朱国华说：“这有嘛！”出门就上了车。

  可惜他的技术实在差劲，刚起步就一头扎到花坛里的灌木丛中，而且无论如何也倒不回去了。他红着脸扔下车回来了，那摩托车的主人听见动静跑了出来，费了好大劲才把车弄出来，大为愤怒，可是听说闯祸的是“朱德的孙子”，也就不嚷嚷了。后来朱国华自己搞了一辆破旧的军用“挎斗”，天天轰隆隆地开来开去，显得很威风。

  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那种吊儿郎当的劲儿就慢慢显露出来了，迟到早退的情况越来越多。

  在他来我们单位之前，就有人提醒我说，早先朱国华刚参加工作在基层站段当学徒的时候，就因为纪律散漫与班组长发生过冲突；如今成了我的“属下”，要提防他故疾重犯闹出什么不愉快。对此我倒没有太大顾虑，多年来干部子弟见得多了，朱国华不过是个“孙子辈”的，未必有那么可怕。总的说来他对我还算恭敬，见面总是“组长”长“组长”短的，只要大家“相敬如宾”，事情就好处理。再说我仅仅是个小小“组长”而已，说到“处理”也轮不到我呢。所以，我很郑重地单独找朱国华个别谈话，要求他注意，起码有事应当请假，而且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。

  朱国华倒是很配合，该请假果然请假，但该迟到早退依然迟到早退。有段时间他破例天天上班，不是因为工作忙，而是由于天气热。他上午来办公室泡一会儿，吃完中午饭在机房里睡一觉，接着就提前走了——机房里有空调，当然凉快。

  有人传说，朱国华“心很花”，经常换女朋友。在单位里，他对女也比较殷勤。不过，单位里的女孩子基本都是“名花有主”，所以并未发现朱国华有什么出轨的行为。至于“经常换女朋友”，也仅是听说而已，至少在我，还没有一次看到他带女孩子到单位来过。不过，根据后来的判决不难得知，那时候他们团伙的犯罪行为已经很严重了。

  那次，朱国华居然连续半个月没有上班。领导问我，我也无话可说，这让我很有些恼怒。后来他终于出现了，像没事儿人似的，该干嘛干嘛。上午我没有理他，中午吃完饭，我将他叫到一间空房间里，问他最近一段时间干什么去了。

  他态度还算谦恭，似乎有些歉疚：“我回四川老家了。没有来得及请假。”我说：“就算没有来得及，回来总得说一下吧？”他想拿嬉皮笑脸搪塞过去：“是是是！对不起组长了！”我说：“这次可得认真点儿了。半个月没上班，就是不算你旷工，也得扣你的奖金！”

  其实那时候的奖金很少，每月不过几块钱而已。不过，扣奖金对他来说很有些伤面子，他有些不高兴了：“至于吗？！”我说：“该扣就得扣。”我的脸色显然也不太好看，他倒主动求和了：“好好好，扣就扣吧！”

  其实，我想他所说的“回老家”多半是鬼话。至于此后领导是不是真的扣了他当月的奖金，我却忘记了。

  这件事情并没影响我和他的关系，见面还是很客气。后来他倒是比较注意请假了，至于请假的理由是真是假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  再后来，他上班变得稍微正常了一些，开始和同事们探讨装修房子和做家具的事情。我问他是否有对象了，他说的确有了。对方是北京一家军队医院的护士，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

  他似乎的确开始准备结婚的事情了，为人行事似乎也稳重了些，不那么咋咋呼呼了。三轮“军挎”是早就不骑了，换了一辆新自行车——那时候自行车是紧俏物资，需要凭票购买呢。

  中午，我和几位朋友在宁园畅观楼二楼餐厅吃饭，看到他和一个陌生青年在另一张桌子进餐。由于距离较远，我们也没打招呼。刚吃完饭，他就被几个警察带走了。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，他的自行车还放在单位门口，几天后，是我们单位的领导把它搬回了办公室暂存。

  11个月之后，当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捆得像个粽子似的站在刑车上了。

  据说，当初他被捕之后，司法部门本打算判三年劳教的，但有人觉得太重了，想设法把他悄悄弄出去，不知道为啥没成功。这传说不知真假，但拖来拖去，拖到了“严打”，终于把朱国华“拖”进了刑场。

  仍是“据说”——据说天津市第一次处决罪犯的名单里没有朱国华，社会反响很大，甚至对全国的“严打”都造成影响，所以，朱国华没有躲过第二批。

  在他被处决的前三天，1983年9月21日，天津市高级法院派员来我们单位组织了一次座谈，提出一个问题：朱国华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？

  据人们回忆，十年前，朱国华的父亲去世，他“顶替”父亲参加了工作——“顶替”是当时的一项政策，职工退休离职或病故，可由一名子女“继承”其职工名额，这项政策对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都适用，不算得上什么特权。那时候，朱国华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，要求进步，工作积极，还入了团，但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。后来被推荐上大学后，从量变到质变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

  当时参加讨论的人还是敢于说真话、敢于开展批评的。大家认为，朱国华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单位，由于管理不力，纪律松弛，使他的罪恶思想恶性膨胀，终于走上了犯罪道路。他的由好变坏，除了内因的作用，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
  会后我很有感触，曾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他害别人，害自己，罪有应得，却又让人叹息。……他是害人者，又何尝不是被害者。一个未经世事初入社会的少年，如何抵御那些阿谀奉承、拍马溜须！是那些捧他、抬他、娇他、惯他的人害了他。最有说服力的是他去年被捕后本欲定为劳教，可由于有人保他，押着不办，拖至近日，却成了死罪。若是早已判刑，决不致被处极刑。正是那些所谓的保护人，把他推上了绝路。”

  “严打”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事件。有人说，如果事在今天，朱国华根本死不了。这种议论，实在没什么意义。朱国华的死，至少证实了一种社会的公平，这也算是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所谓“意义”吧。

  蹊跷的是，我居然保存有一张他的照片，是一寸免冠黑白证件照。好像是他当时为了办理什么证件而交给我的，后来他死了，事情自然也就无需办了。

  如今网上流传的朱国华照片，是2013年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高龙前来采访当年“严打”情况时，我提供给他的。有两个“版本”：一个是皱皱巴巴的原照，一个是我用计算机处理了过的“修整照”。

  我希望他的家人不要责怪我公开这张照片，我只想为他留下一个纪念——那毕竟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今年应是67岁，早该退休了；但是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那年。

  1983年9月24日，星期六，朱国华被处决。我心绪难平，夜不能寐，写了一篇长达两三千字的日记，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一篇日记了。朱国华的照片，就夹在那篇日记里。